學理上所稱之「陷害教唆」，屬於「誘捕偵查」型態之一，而「誘捕偵查」，依美、日實務運作，區分為二種偵查類型，一為「創造犯意型之誘捕偵查」，一為「提供機會型之誘捕偵查」，前者，係指行為人原無犯罪之意思，純因具有司法警察權者之設計誘陷，以唆使其萌生犯意，待其形式上符合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時，再予逮捕者而言，實務上稱之為「陷害教唆」；後者，係指行為人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之意思，具有司法警察權之偵查人員於獲悉後為取得證據，僅係提供機會，以設計引誘之方式，佯與之為對合行為，使其暴露犯罪事證，待其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時，予以逮捕、偵辦者而言，實務上稱此為「釣魚偵查」。關於「提供機會型之誘捕偵查」型態之「釣魚偵查」，因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，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，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，故依「釣魚」方式所蒐集之證據資料，非無證據能力。而關於「創造犯意型之誘捕偵查」所得證據資料，係司法警察以引誘或教唆犯罪之不正當手段，使原無犯罪故意之人因而萌生犯意而實施犯罪行為，再進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而予以逮捕偵辦；縱其目的在於查緝犯罪，但其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，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，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，其因此等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，應不具有證據能力（最高法院97年台上第418 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

陷害教唆誘捕手段之非難，在於行為人係因司法警察機關誘引方形成犯意，亦即司法警察機關以外力刻意加工行為人之內心意志，使本無犯罪意志之行為人，因司法警察機關之誘引轉而起意，進而創造犯罪行為，而不具正當性，因此現行實務須排除此種偵查方式取得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，以遏止司法警察機關使用此種誘捕模式偵查犯罪。而機會教唆之偵查模式，乃係行為人本具犯意，非因司法警察機關之偵查手段所誘發，換言之，行為人之犯意乃其自由形成，未受到司法警察機關偵查手段左右。再者，機會教唆誘捕模式之前提，必須行為人本身已依其犯意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，倘若行為人之犯意未形成，或已形成卻未著手實行構成要件之行為，司法警察機關根本無從查覺犯罪者之犯意已形成，進而採用機會教唆誘捕犯罪者。是見，司法警察機關採用機會教唆偵查之際，行為人決意實現犯罪之意志已達一定之程度，機會教唆僅單純介入犯罪過程，供犯罪者自行決定是否延續或完成犯罪行為，縱提供犯罪者延續或完成犯罪之機會，亦為法律容許之副帶輕微作用，司法警察機關運用此種偵查手段，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，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，故依此所得之證據，當有證據能力，自得為法院採為論罪科刑依據。又上開兩種誘捕方式合法性與否之區隔，雖主要以犯罪者之主觀犯意是否由司法警察機關所誘發為斷，惟並非全然未考量客觀態樣之問題。無論機會教唆所提供之誘因高低程度為何，犯罪者是否回絕司法警察機關之引誘或中止、延續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，仍由犯罪者自主決定，復依上開所述，機會教唆偵查方式之採用前提，必須犯罪者已有一定之外顯行為，司法警察機關方有機會教唆之可能，就此而言，應非一旦司法警察機關提供較高之誘因，其機會偵查作為即為違法。是以，判斷機會教唆或陷害教唆之關鍵，在於被告之犯意係何人所引致，若係因司法警察之設計而惹起，即屬陷害教唆；反之，若被告本身即有犯罪之意思，且司法警察之設計引誘對其犯意無助長之效果，僅係基於犯罪偵查目的，促使被告以具體之行為顯現其犯罪意思，則屬偵查技巧之運用，援此所獲之證據當有證據能力（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上易字第578號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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